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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和消极的道德

——给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作者的小儿子，这是作者给大儿子安德烈的回信）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

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5年他7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90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3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7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3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3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7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经额占该国GPD比例计算）：

1　挪威　　0.92             2　丹麦　　0.84             3　荷兰　　0.81

4　卢森堡　0.8                  5　瑞典　　0.7                  6　比利时　0.61

7　爱尔兰　0.41             8　法国　　0.41             9　瑞士　　0.38

10 英国　　0.34             11 芬兰　　0.34             12 德国　　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　　0.25

16 纽西兰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腊　　0.21   19 日本　　0.2                 20 奥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国　　0.14

你看，22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17个是欧洲国家。前12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 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19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必修一第三单元《拣麦穗》课外推荐阅读

不  再  清  高

 

张   洁

 

最近有朋友对我说，一些同行视我为斤斤计较的庸俗之辈，根据是：一、我单刀直入地向邀稿人询问稿酬；二、我曾向《十月》杂志社预支稿费；三、对不及时付给稿费、甚至不付稿费的报刊，要实行一手交稿、一手交稿费的办法等等。

    以上情况全部属实，的确都是我的所做所为。

    现在一些报刊，发稿后不及时付稿费的情况越来越多，有的一压半年甚至一年不算稀奇。等久了难免问上一问此中的原因，大多数朋友也很为难，耐心解释不能按时寄出稿费的种种原因，或因财会部门的工作问题，或因邮局投递不到等等。

    个别人也会一听索问稿费脸就变，本是好好的声音立时冷硬起来，与组稿时的和善判若两人。老大不情愿地说：“好吧，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我给你问问。”你这里还要对他陪尽笑脸、千谢万谢，倒好像不是他欠你的稿费，而是你欠他的稿费。

    十年前没有这个情况，一般发稿半个月左右就能收到稿费。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我记得母亲就职的那所小学，每到发工资的那天，小学校长从交通部领到教师的工资后，先在银行里存日拆息，一天就能翻一番，存上三天先给自己赚一笔才发给教师，上午发的，在街西头四十万金元券换一个“袁大头”，走到街东头这一会儿就变成四十四万金元券换一个“袁大头”。

    这样的事情现在肯定没有了，但物价上涨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月工资只够支付房租水电、电话、保姆的工资，日常生活全靠稿费收入。现在己然进入商品社会，没钱不能吃饭穿衣的道理越来越明白，我又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特异功能，我倒是想练出一身不吃不喝也能长命百岁的气功，可是，有这种气功吗？本来稿费就低，这样一折三波如何陪衬得起？作家没有别的外快，全靠一个字、一个字爬点稿费出来。

    所以在上了几次当以后，对那些只顾发稿、不及时付稿费甚至不付稿费的单位，不得不出此“一手交稿、一手交稿费”的下策。

    自然也会试比稿费标准的高低，谁不想在付出辛劳的同时，争取更大的效益？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经济建设部门招标就天经地义、倍受人们的赞美？ 

    至于预付稿酬也不是我的独创，西方作家和出版社之间早就这样做了上百年。既然中国己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实行了版权法，为什么中国作家就不能这样做？有人甚至鄙夷地说：“我不相信张洁就穷到要预支稿费的地步！”

    我，有必要向世人公布我的收支表吗？你怎能断定我有钱或是没钱，你怎知道我不急需钱用呢？就算我没钱，又有什么可耻？就算我有钱，预付稿酬也是版权法上写得一清二楚的条款，是作家应有的权力，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再说了，我要你付的，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又没要你兜里的一分钱，你的钱就是白给，我也不要！如此，我有什么错呢？难道我把自己劳苦所得白扔了才叫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或你瞧着我的劳动所得让人一卡就是半年甚至更久，任其日渐贬值才算我不庸俗？

    更有选了你的文稿，不但不给稿费，连征询你是否同意选载这道手续都没有。难道我不应该问一下，出版所得哪里去了？进了谁的腰包？奇怪的是我要这样一问，就是我的庸俗，帐目不清的出版人反倒清高得很。

    起先我不明白，后来才懂得现在一些出版社承包给个人，一承包给个人，就出现了出版人和作者之间的分成问题。我希望大家都有所得，尤其作者的创作价值是在出版人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之后才得以实现，他们本应得到很好的报偿。可是，作者也不能听任出版人怎么说就怎么签订合同，连问一个为什么、讨论一下条款对甲乙双方是否都合理也不行。 如果你问了、你讨论了，就是满脑子的孔方兄。反正孔方就那么多，你不孔方，肯定就有他人孔方，至今我也没见着哪位不像我这样庸俗，把孔方扔到垃圾堆里去的高人。我手里就有几份合同，由于签定时太爱惜自己的清高，太向往知识分子的不庸俗，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鉴定，那是非常不平等的条约。

    从没见你为中国作家稿费之低说过半句公道话，反过来却指责穷嗖嗖的作家，不该发出这一丝微弱的、保护自己权宜的声音，这是为什么？

    我不由地想起《白毛女》里的杨白劳，从前他是到处躲帐，现在他得学会低三下四、磕头作揖地要“帐”，也许还要为讨不回自己辛劳一年的所得，反倒让人指责他成了黄世仁而喝卤水。

     还有那不按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条款征收作家税收的部门，又是拦腰一刀，砍得作家好冤。条款上明明写着个人月收入超过八百元的，应交纳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据说还要涨到百分之三十），可是除了香港的梁凤仪，哪位作家一个月能写一部书？一部书稿，往往是多年心血的结晶，只是在结算稿费的时候，没有接月创字数付酬，而是在全书完稿之后一次付清就是了。

    我们有点收入怎就那样让人看着不顺气，非要卡一卡、整一整才行？

    对这一不合理现象，作家们多少次签请有关方面解决，可是，他们的签请却如泥牛入海。 

    ……

    总而言之，从今以后我决心不再清高，请别再抬高我，也别再指望我将那知识分子的美德发扬光大了。

（广大附中肖毅老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