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文学艺术鉴赏之“拔高”

——兼与李强先生商榷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邱兴玉

文学艺术鉴赏之“拔高”，是指阅读欣赏者在品味文学艺术作品时，有意或无意地做出超出作者原意的分析解读。这种现象在文艺领域是个自然而合理的存在。依据文艺鉴赏理论的科学解释，原作者完成作品，只是做了一半工作，另外的一半工作，就需要阅读鉴赏者去进行了。而实际上，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潜质，给鉴赏者提供了“拔高”的丰富的可能和开阔的空间。

最近，见到了李强先生的文章《我们是否也在“拔高”》（载《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4期）。仔细研读之后，实在难以苟同作者的观点。聊且闲扯几句，与李强先生商榷。

李文论说“拔高”，举了两个例子：鲁迅的著名联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屈原的名句“哀民生之多艰”。非常佩服李先生的勇气，可他观点的浅陋几近无知，又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先来看看李强先生对鲁迅《自嘲》的解读。李文认为：《自嘲》是一首打油诗，所以把“俯首甘为孺子牛”解释为“甘心做人民的牛”，便不再是“自嘲”，而是“自夸”甚至是“露骨自夸”；而解释为“‘甘做小孩之牛’乃是一种天真之姿，使气之姿，甚或可谓‘魏晋风度’之传承，是洒脱任诞的品格”。我实在不想饶舌。我只想说，偏执地狭隘地解读文艺作品，是如此可笑与可叹！说“横眉”一联表现鲁迅的“天真”、“使气”，李强先生可说是“天真”得可以。

据熊融同志提供，那天（1932年10月12日）鲁迅赴宴，郁达夫开玩笑道：“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用上一天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达夫打趣道：“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所谓“偷得半联”就指第一句(《<偷得半联>别解》，《人民日报》1962年2月22日)。很明白，“横眉”一联是先有了的，说不准这个联句在鲁迅先生心中还酝酿了很久很久！李文的疑问，集中在对“孺子”的解释上。“孺子”的原义当然是“小孩子”。可是，以鲁迅的睿智，不会不知道对联有文字与内容相对称的基本要求。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和理由相信，与“横眉冷对千夫指”相对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最合理的解释正应该是“甘心做人民的牛”。决不屈服于敌人，而甘愿服务于人民——这正是鲁迅精神的实质，这正是人民称誉鲁迅为“民族魂”的原因！这样的解释就是“拔高”吗？“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凄成一律以请”（《鲁迅日记》），“偷得半联”的“偷”字，不可小觑。这实在不过是鲁迅先生的自谦与调侃，而竟就有“实诚人”真的把《自嘲》归为打油诗！打油诗，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唐代张打油的《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见《升庵外集》) 试问：如此这般的打油诗，你拔得高吗？

李文还说：“再者，既要做‘人民之牛’，后文又如何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可真要算是胶柱鼓瑟了！所谓“自嘲”，只是作者的谦辞，而不可坐实。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记念刘和珍君》）如果鲁迅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话，能够写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句子吗？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自嘲》的末两句，是“自嘲”，又不限于自嘲。既是“自嘲”， 也是讽刺，是借“自嘲”来猛烈攻击敌人，刺中敌人要害。借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世故三昧》）末尾这两句，正跟前面的“横眉”一联作了有力的配合。

多年来，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对鲁迅的批评、攻击和辱骂。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人配骂鲁迅？鲁迅为青年补靴子，相信进化论，可我们超越鲁迅了吗？别奢谈超越，我们真正读懂鲁迅了吗？提高了鉴赏水平，再骂不迟！这跟黄健翔很著名的“中国足球没资格恐韩”的立论是同一个道理。文有“品位”，人亦有“品位”。毛泽东同志对“横眉”这一联句的是多么地喜爱，大众对此联句的评说是多么地敬佩，偏李强先生悟性高，看出此诗是鲁迅“甘做小孩之牛”吗？把“俯首甘为孺子牛”解为“甘做人民之牛”就会“不客观”，就会“弱化全诗的艺术性”吗？而事实上，以自我调侃方式完成的文字，往往更能够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如曹雪芹的《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能够真的如李强先生那样，指认《红楼梦》为“荒唐”之作吗？

再来看看李文对屈原的名句“哀民生之多艰”的解读。李文认为：“民生”不能解为“人民的生活”，而是应该解释为“人生”。并进而说：“完全不必人为地给屈原扣上一个‘爱民诗人’的大帽子，屈原最大贡献是为我们的文化树立了爱国楷模和人格高标，有了这两点，屈原就足以光照日月、彪炳史册了。‘爱民诗人’的荣誉，还是让我们奉于杜甫吧。” 李文狭隘地教条化地把“爱国”与“爱民”割裂开来，贴标签式地把屈原指为“爱国楷模”，而称杜甫为“爱民诗人”。试问：“爱国”与“爱民”是矛盾的吗？是不可统一的吗？“爱民诗人”的帽子，对屈原来讲，大吗？屈原不爱民？杜甫不爱国？荒谬绝伦！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可以把荣誉称号随己意贴标签式授予我国的诗宗、诗圣，李强老师倒真是“露骨自夸”啊！

让我们来看一些“拔高”的事例。有些“拔高”，牵强附会，近于穿凿。比较典型的是对巴金散文《灯》结尾的理解。《灯》是一篇联想丰富，情感强烈的抒情散文，结尾一段是这样的：“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这里的“山那边”，一些语文教师实解为延安，指革命根据地。认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明巴金的伟大，不这样分析作品就没有了意义，以致引起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以巴金本人出面回答而划上句号。作者明确地说：“这篇文章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的时候。”“‘灯’、‘灯光’主要的寓意是指光明，是指对光明的向往。”“教材加的注太实了。‘灯’，‘灯光’是泛指光明、向往光明的意思。结尾处的‘山那边’就是文章开头的‘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

这样的“拔高”当然是要不得的。可事实上，文学艺术鉴赏中的“拔高”现象又广泛存在，而且为大家所接受。比如人们对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罗中立油画《父亲》的文艺性和社会性内涵的扩展性理解。对顾城的诗歌《一代人》的理解也是。
    另外的典型例子，如大众对崔健的歌曲《一无所有》的内涵的演绎。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集体拔高”的例子！中国摇滚乐的发端标志，一般认为是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就是在那次演唱会上，崔健唱出了他的《一无所有》。后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将《一无所有》选入了《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谢说，编选一个世纪的文学经典，只能选最能反映当代人状态和情绪的作品。而且，单从文字上看，《一无所有》“本身就是很好的诗。”原歌词如下——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
    《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史的开端，原创的流行音乐的开始。它的背景意义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思潮、文化现象有很多，但只有崔健的《一无所有》能够表现当时国人物质上和精神上两手空空的状态，是听众赋予了歌曲的时代与文化内涵。崔健以本能般的先知先觉，成为了时代选中的代言人。《一无所有》给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而实际上，崔健讲得很明白，《一无所有》就只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可是，《一无所有》出现于一个特殊的年月，注定要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便是“拔高”——“集体拔高”！这样的“拔高”的例子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还是回头来看李强先生的文章吧。李文说：“我们在帮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告诫学生不要任意‘拔高’作品的思想价值和作者的思想境界，而我们自身有时是否也存在这种‘思维定势’呢？”李文举屈原与鲁迅这两位古今大贤为例。坦率地说，实际情形是：在讲授他们的作品时，我自己根本就不敢奢望学生“拔高”什么，而是惟恐他们“摁低”了什么。别说“拔高”，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作品的思想价值与作者的思想境界”，我就谢天谢地了啊！

文艺鉴赏中，合理的适度的“拔高”是允许的。这基于对作者思想情感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孤立地机械地教条地理解。我们鉴赏文艺作品，只要不是故意歪曲，而是努力贴近作者，并加入个人的思想情感，进而领悟到了超出作者原意的内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是借用鲁迅的话来结尾吧：“一切善知识，心知其意可也，唵！唵！” （《世故三昧》）文学作品的鉴赏教学，对语文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孔之见”当然是可以的。只是，这“孔”能不能“钻”得大一点呢？但愿李强先生别指我这篇小文为“露骨自夸”啊！

以上拙见，拜请方家批评！

 

作者简介

邱兴玉，男，1966年11月生于甘肃。198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从事高中语文教学至今。从1985年开始，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评论及教研文章千余篇（首）。1994年加入甘肃省作家协会。有作品入选各种文集。2005年8月调广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