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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楼梦》叙事手法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时间:2016-10-07 10:05来源:未知 作者:广州语文 点击:
浅谈《红楼梦》叙事手法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广州市第六中学 陈雪菲 【摘要】 《红楼梦》中的叙述者运用了自我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并通过较客观的叙述获得了读者的信任。当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发生冲突时,读者所信任的叙述态度和作品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冲突。冲
浅谈《红楼梦》叙事手法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广州市第六中学   陈雪菲
 
【摘要】《红楼梦》中的叙述者运用了自我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并通过较客观的叙述获得了读者的信任。当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发生冲突时,读者所信任的叙述态度和作品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冲突。冲突的反常也就引起了读者对于态度一致的思考。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以两者态度的一致和冲突对作品主题的表达产生了一定影响。本篇论文主要以叙事视角对于叙述可信度的影响、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冲突来分析红楼梦作者的思想表达。
【关键词】叙述视角;叙述者;隐含作者;作者;红楼梦主题
 
小说是文学的一大体裁。它是一种综合地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样式[1]。它将现实生活整理、提炼、安排,通过作者以一定的叙述手法进行再现,由于其内容通俗,遣词活泼、生动,与诗歌、散文等文学性较强的体裁相比,往往能够更轻易地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可以说,小说是一种叙述艺术。
从明清起,叙述者开始隐藏起来,在叙述过程中尽量减少意见的发表,将思考的空间更多地交给观众。叙述者开始具有了一种隐藏性。清代的《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既继承了宋元话本小说的说话艺术,又继续保持了清代小说叙述者的隐藏性,并且创造性地交替使用了全知视角与限制视角,让读者眼中的叙述者变得更加真实值得信任。此时,叙述者变得的地位与读者平等,是故事的分享者,而不是高于读者、全知全能的故事编纂者和创造者。
明清时代,作者和叙述者也开始发生了分离,这也就意味着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开始单独出现。何谓“隐含作者”?韦恩·C·布斯在他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中提出隐含作者这个概念,用来代指在叙事文本的最终形态中体现出来的人格或者意识。即存在于作品之外的作者在作品之内创造的“第二自我”。[2][3]它是真实作者创造的产物,用以掌控构建作品的进程。作者的“第二自我”和那个“讲故事的人”不再是统一的存在,因此,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对故事的叙述各自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具备耐人寻味的差异性。在分离的基础上,作者对叙事策略做出精心安排,使叙述者变得真实可信,放大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态度分歧。读者若能从这些差异化比较入手探究文本,接受作者抛出的问题,便能对小说的主题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红楼梦》不同于其他很多小说的特质之一,就是它所具有的对于时代问题的清醒认知。作者通过对于美的塑造和毁灭,批判这个时代的虚伪;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这也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作者抛出的问题。
 
一、《红楼梦》的对于叙事视角的选择
(一)自我限制性视角
法国学者热奈特曾经用“聚焦”这个概念来分析不同的叙述视角。即以某个角色的感知、想象、知识或相关叙述信息的起源与限制,分析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2]红楼梦的叙述视角选用的是一种带有自我限制性的零聚焦式叙述。也就是说,这个全知叙述者自愿放弃了全知视点,进行了自我限制,但是对于人物的心理,还是有描写的。在这样的一部长篇的作品中叙述者也会不断地转变叙述视角,所以有时它会借助于某个人物的视角去打量一个画面,“当它这样做时,叙述集团的自我限制性就展现了出来。”[3]
在这本小说中表现限制性的描述有很多,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看到的是“簇簇轿马”和“石狮子”,是乡村人家眼中富贵人家的标志。刘姥姥的视角和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林黛玉观察荣国府的视角有很大不同。因为两者的身份悬殊,所受过的教育是不同的,所以黛玉在贾府门口关注的是,迎接大人物的正门是关闭的,只有东西角门开放,供人进出这样的规矩性质的东西。
刘姥姥和林黛玉明明在叙述同样的一个贾府,观察的角度却千差万别。这样的叙述,就是从各个人物的角度出发,对叙述对象进行限制的表现。在叙述林黛玉看到的东西时,这个叙述者是没有把注意点放在不符合黛玉身份的东西上的。而叙述刘姥姥眼中的贾府时,叙述者又看不到超出农村老妇眼光能及范围的。限制性在此时得到了体现,叙述变得更加生动真实。
《红楼梦》第六回末刘姥姥对于钟的形容也是限制性的一种体现。这里也更明显地体现了限制性的作用。刘姥姥平生第一次见到钟,对它的描述是“听见咯噔咯噔的响声,大有似打萝柜筛面的一般”、“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作品中,叙述者没有告诉读者这“爱物儿”是什么“玩意儿”,因为叙述者是从刘姥姥的角度描述这个时钟,并且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它知道这就是时钟的样子。刘姥姥出身低微,见识短浅,来到进到贾府里面来之后,所见所闻完全超出她以往人生中对事物的固有认知,自然从未看见过如此新奇之物,不禁感到好奇又新鲜。此时叙述者就放弃了上帝权威,所叙之事完全受到了刘姥姥知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故事的叙述就因为限制性而变得生动真实,读者不会受到叙述者随意添加的信息的干扰,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诠释这个作品。这也使作品具有了更高的研究价值。
 
(二)叙述的偏向性
当叙述者过多地介入了故事,就往往容易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甚至影响作品的精神层次。钱钟书先生的作品《围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小说《围城》的叙述者先入为主地从男性视角大量铺垫了对于鲍小姐的性感形象的鄙夷,在方鸿渐和鲍小姐一夜情结束,鲍小姐不再怎么搭理他之后,叙述者仍然从男性视角描述了方鸿渐的失落感和挫折感。”[4]
而在叙述者的叙述中,鲍小姐对方鸿渐只有一句态度不明确的评价,没有其他的任何交代。读者根本无法知道鲍小姐的想法。看似几句描写的缺失使读者对于人物的态度改变。当叙述者的偏向性取消,读者真正客观地审视两个人的行为时,不见得就会有多少人说鲍小姐是“鲍鱼之肆”般的臭气[5],一定会有读者对于方鸿渐的不检点行为提出反对。当读者清楚地认识到叙述者的偏向性时,他们就不会去相信叙述者。《围城》在小说开头就通过这样一个偏向性极具讽刺意味的叙述者剥夺了女性角色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使读者无法客观地分析评价人物,文本关于人生的“围城”感悟也男权文化视角变得狭隘。
《红楼梦》中和这有着微妙相似的事件却得到了叙述者的不同表述。在第十一、十二回,叙述者集中为我们叙述了贾瑞妄想和凤姐风流一番却被凤姐捉弄,丢了性命这件事。和《围城》的男未婚女未嫁不同,这是侄子对嫂嫂有非分之想,是非常失礼的,从道德伦理上来看,贾瑞就已经站不稳脚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者的叙述即使和《围城》中的一样具有强烈偏向性也不会对读者的判断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叙述者还是尽可能多地描写了贾瑞的心理。他第一次被凤姐捉弄后,被祖父罚了一顿“直冻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饿着肚子,跪在风地读文章,其苦万状”。[6]这件事之后叙述者对于他的描述是“想不到是凤姐捉弄他,得了空,仍来找凤姐”。此时凤姐的心理活动叙述者也做了描述“见他自投罗网,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1]这样一来,根据叙述者客观提供地信息,读者对于事件中两个主要人物的心理都有了了解,他们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评价人物,造就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叙述者就比《围城》的叙述者可信。
在《红楼梦》叙事策略的安排中,叙述者尽可能地客观,选取了从各个人物角度出发的限知叙事进行叙述为每一个角色发声,把所有的信息都提供给读者,由此,作者对故事的描写和安排的责任宣告完毕,而评价与议论则是读者的权利了读者能够信任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的独立人格才能够发挥作用。这为叙事者和作者看法对立引起的对文章中心思想的反映创造了可能。是使冲突产生鉴赏价值和可能的必要条件。
 
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冲突与统一
在有些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声音脱离叙述故事的内容凸现出来,对于整部小说的叙述产生了表达上的影响。比如亨利·菲尔丁在他所创造的小说《汤姆·琼斯》里选用了一个常做出幽默讽刺的声音来讲述他的小说,这个声音表现出了一种出众的智慧,能够一眼看穿所谓的道德和爱情并且借此做出一番讥讽。由这个声音来讲述这个故事并时不时采取一些戏谑的嘲笑,为整个小说创造了一种喜剧氛围并且更好地表现了全书的主题--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人性”。
显而易见,出众的叙述者为塑造这样一部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起了重要的的作用。《红楼梦>的叙述者和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的叙述者相比,在小说中并不突出,然而从一些细微的语气上我们也可以将其与隐含作者的态度区别开来。这种细微的区别足以反映一种态度的对立,而这种态度的对立对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表达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一)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态度差异:以宝玉角色描写为例
比如在描写贾宝玉这个人物时,叙述者和作者的态度明显出现了对立。对于读者们熟知、喜爱的主人公贾宝玉,叙述者用《西江月》做出了描述。描述了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的草莽形象。[1]初次阅读此段的读者,对于将要发生的对于这样一个仗着家富不爱读书的人物,读者产生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对待宝玉和薛蟠的态度甚至可能并无太大差别,除了宝玉“有着一副好皮囊”。将宝玉认为是一介草莽之人,这也就是叙述者所希望的对我们读者造成的影响。的确,在性格的描述方面,叙述者并没有过多地表现出对于宝玉的喜爱之情,甚至在它的言语中我们读到的是惋惜和厌恶。它只是平淡地完成了一个叙述者的任务,塑造了一个不爱读书的少年的形象。但是在后面的章节中,隐含作者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情节安排改变了读者对于宝玉的“初印象”。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后面的第四十三里隐含作者通过一件事情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宝玉的形象,与前文叙述者的态度形成了对比。第四十三回,贾府诸位忙着准备为凤姐过生日。从这一回的场面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贾府里上到贾母下到几个有名儿的丫鬟、时间上早到生日前的众人凑份子后至九月初二生日那天的热闹非凡,贾府内为凤姐的生日忙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而宝玉在凤姐生日那一天,穿着一身素服,只带了一个小厮,就赶出城门外寻一个清静的地方去祭奠。在四十四回里,隐含作者才言明宝玉这些反常举动的原因——今天是金钏儿的生日。记得一位小丫鬟的生日而且还专程去祭奠她,隐含作者对于情节的安排生动展现了宝玉真情义的形象。这个真情真义、爱护惋惜美好女子的宝玉,和前文叙述者口中的“草莽”就好像两个对立面一般交付给了读者。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描述在这里就发生了冲突。鉴于在第一点所提到过的,叙述角度的合理已经为叙述者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此时读者所信任的叙述者和眼下正在发生的不可能是虚假的事情起了冲突,这个冲突就会引起读者的揣摩。这样,作者埋藏的问题就会因为思考,浮现在读者眼前。
这个宝玉究竟是一介“草莽”还是一位“多情公子”呢?在接下来的第四十四回,他细心地为平儿喷酒熨衣服,让她另梳一梳头、洗一洗脸,给她用上好的脂粉,连平儿也“心中暗暗地敁敠:果然话不虚传,色色想得周到”。[1]揣读四十三回的冲突之处,我们会发现,当别人为凤姐过生日时,他作为一个晚辈,跑出了贾府,去祭奠他想要祭奠的人。看四周人都是有情义的人,帮琏二奶奶庆祝生日,单宝玉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人,连礼节也不守跑去外面祭奠一个死去的丫鬟。但是其实宝玉才是那个最有情义的人。别人大都只是在随着贾母的意愿讨好凤姐,宝玉却跳脱在这样的人群之外。他将金钏儿的生日记得清楚,一日前就吩咐小厮自己要出门办事让提前预备下马匹。在贾府中能记得这王熙凤的生日同时也是金钏儿生日的只有他和玉钏儿,玉钏儿是金钏儿的亲人,他是金钏儿的主子。他虽然聪明,但是不遵循那平庸可怜的仕宦传统,也不会像薛蟠那样纨绔荒淫,他对于周围可怖的封建环境只有一种抵触心理。
这样一个有情义的人怎么在一群假情义的人面前显得假了起来?这样一个追求美而不是虚伪的人怎么又说他痴狂呢?这就是《红楼梦》利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冲突向读者抛出的、尖锐的提问。因为这个封建制度系的社会是糊涂的,他们疯狂地趋炎附势、追名逐利,他们将这样的一个追求美的少年看成痴傻的存在,将趋炎附势看作正确的真情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的宗教伦理制度统治着追求美好的新生力量,这种斗争产生了所谓的性格悲剧。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悲剧。这样的一个人物虽然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人类的道德素质会不断提高发展的。但是却在封建势力和周围环境的强大压力下灭亡,他的悲剧是对旧制度的尖锐揭露与愤怒的控诉。
很多人觉得,最后贾府的衰败就象征着封建制度的衰败,可是我并不这么觉得。在这出悲剧中,象征着美好的贾宝玉最后在封建体制中走向了毁灭,封建制度摧毁了美,而不是美最终摧毁了封建制度。《红楼梦》借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冲突,使读者感受到了贾宝玉作为善良真情的一方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哀。悲剧的美感中显示着认识与情感相统一的理性力量,伦理态度非常突出,激起了读者对于封建体制所推崇的腐朽的憎恨。“悲剧不但在毁灭的形式中肯定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是对丑恶事物的揭露。”[7]真情败落,腐朽胜出的一出悲剧既肯定了善良真情是一种美的存在形式,又揭露了封建社会是“吃人的”。“正面的事物在毁灭在毁灭中显示其价值的同时,也在暂时失败中预示着未来的胜利;反面事物在其暂时胜利中也暴露了它的虚弱和必然死亡。”[8]贾宝玉的出现抨击了这个社会对于审美的不合理,虽然他与贾府着整个封建环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贾府苟延残喘的暂时胜利也宣告了封建社会迟早会走向崩塌。
 
(二)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态度共性:以书中对女性的态度为例
除了通过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冲突引起读者的思考,作者还运用两者的共同之处来表达态度。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红楼梦》的隐含作者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尊重的。作者曹雪芹在第一回就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之一是要“使闺阁昭传”,告诉天下“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他也在后续的故事中多次借宝玉之口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1]从这些偏向性极强的细节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女性的尊重态度。放眼整个庞大的小说,这其中最多的人物是女性人物。主要的几个女性角色拥有的性格、意志、才学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们对那个时代女性的认可。所以无论是从细节还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作者都是表达了一种对于女性的尊重态度的。
再看看叙述者,他在描写小说中的两位宝玉喜爱的美好的男性人物秦钟、蒋玉菡时常用妩媚温柔、眉清目秀、粉面珠唇等女性化词语来描述。基于叙述者描写出众男性多用女性化形容词这点,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女性的尊重态度较作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和叙述者对于女性的敬仰、尊重在其中一个女性人物探春身上统一地表现了出来。在金陵十二钗中她仅仅排在黛玉宝钗凤姐后面,是聪明能干漂亮美丽但又固执无私的一位。她起诗社,誊省亲诗篇,在王熙凤抱恙期间把贾府管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庶出,但是探春还是用她出众的组织、领导才能折服了贾府中上上下下的人。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层层推进,将探春的才情一点点展现给读者,极力刻画出了,这样一位革新派的能干小姐的形象。叙述者从叙事语言上也是在极力刻画探春既有情有义有公私分明的形象。可见在对女性的尊重和称颂方面,两者的态度是相似的。作者不仅仅通过叙事者和隐含作者的冲突宣告了伪善腐朽的封建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结局,也通过两者的态度契合宣扬了尊重女性的思想。
 
三、结语
《红楼梦》创造性地交叉运用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进行叙述,大大增加了叙述者的真实性,赋予了读者不被叙述偏向性所影响的权利。又通过叙述者和隐含作者态度分离,反映小说的思想内涵,引起读者对于小说的思考。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于美的毁灭,也赞颂了女性的高尚美好。这些策略使《红楼梦》两百多年以来一直散发出不朽的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董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王彬.红楼梦叙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5]李玲.围城的男性偏见[J].社会科学报, 2004
[6]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①王庆生,彭立勋,王先霈主编. 文艺创作知识辞典[Z],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12
[2]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王彬.红楼梦叙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
[4]李玲.围城的男性偏见[J].社会科学报, 2004
①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见《杨绛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6]本文引用的《红楼梦》均原文选自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杨辛 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61页

[8]杨辛 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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